世博会将推进长三角地区煤炭需求

但林教授并不是完全将两者截然切断任何联系，也为其向德国人性尊严内涵的转换留下了一定的空间：人格主义最为适合于作为建构或诠释我国宪法权利规范的核心原理，甚至可借鉴来作为当代我国法秩序整体的哲学基础[54]。

党的领导与政府推动应当成为中国法治建设的重要发展动力。三、结论 如果我们对法治的理解超越律法中心主义而转向更广泛的多元主义法律规则，超越法院中心主义的纠纷解决机制转向多元主义的正义提供，如果我们的法治理想从法律帝国转向多元主义法治共和国，那么，无论我们的法治理论，还是我们的法治实践都不仅仅要关注全国人大统领的多元立法主体制定的国家法律体系，而且应当关注党规党法。

而在现代社会，由于政府承担了社会资源分配的主要职能，这就意味着法治所追求的良好统治或良好的治理的中心在政府，在于政府提供的公共政策。由此，中国古代的无讼理想被普遍批评为缺乏法治的传统社会。不仅要关注法院在司法诉讼中提供的社会正义，而且应当关注党的政策和政府的公共政策所提供的社会正义。由此，在中国讨论法治，就不能仅仅关注律法的统治，而必须是多元主义法律规则的统治，所有这些都可以看作是一种规则。在精英化主导思想下，只有取得司法考试资格才能成为法院的法官。

前者鼓励社会关爱和救助，后者主张权利义务明确的职责主义等等。与此同时，涉诉信访不断上升，人民群众集体抗法的事件越来越激烈，法院判决得不到有效执行，法律得不到有效实施。(3)林文雄：《德国历史法学派与萨维尼》，载许章润主编：《萨维尼与历史法学派》，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14) 在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的影响之下，民族意识日渐高涨，在德国出现了浪漫主义运动。(29)戴东雄：《中世纪意大利法学与德国的继受罗马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273页。1840年到1849年间，还出版了皇皇巨著八卷本的《当代罗马法体系》。人们也可以由此看到为什么萨维尼对法典编纂抱有疑虑的原因。

(8)陈颐则认真探究了萨维尼从民族诉求到法律科学的过渡的内在理路以及其所采用的历史主义的方法。除了学术上的考量之外，德国的法律实践也支持萨维尼的主张。

同时，萨维尼的出身以及所受的教育和所受到的智识影响，在相当程度上使得他热爱文明的世界，憎恨粗鄙的事务。实际上，德国的全盘继受也不是一帆风顺的，其中也经历过反复。(13)甚至法国人莫莱里还专门总结了一部《自然法典》。然而对于在历史中遨游的人来讲，历史并非一个固定的景观，而是一种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的景观，这或许就是历史的局限性所致吧。

日耳曼人的一支——法兰克人比较早地建立自己的王国，经过了莫洛温王朝和加洛林王朝的统治后，843年查理大帝去世，法兰克王国分裂为三部分，其中东法兰克即成为德意志的基础。虽然该法律体系多少系根据各邦法律酌情修订的，但却具有一体遵行的普遍效力。……可是，萨氏治国际私法时，却倡言有一国际社会，各国应捐弃狭隘的属地主义观念，一秉大公无私，就事论事，何以本据理论之国际主义为依归？(6)谢鸿飞则以历史主义与反历史主义概括并解释了萨维尼给人们带来的困惑。(10)([德]Franz Wieacker：《近代私法史》，陈爱娥、黄建辉译，台湾五南图书出版公司2004年版，第335-341页。

(8)林刚：《法律：双重的生命，双重的历史——浅析〈论立法与法学的当代使命〉中的法律思想》，载许章润主编：《萨维尼与历史法学派》，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似乎这个民族极端重视自己的血统的纯洁性和纯粹性，因而也就很难想象它竟然愿意把被它亲手打败的罗马帝国的法律当成本民族的一部分。

(2)甚至有人认为是由于他的阻挠，德国民法典才姗姗来迟。萨维尼最崇敬的是古典时代，即伯比尼安和乌尔比安时代的罗马法，那个时期并不需要法典编纂。

(21)但更通常的一种见解是将神圣罗马帝国的开始定格在962年奥托一世由罗马教皇加冕为皇帝的那一刻传统监督制度的另一个特点表现为操作中显得灵活、富于弹性。比如现代议会的弹劾权，现代各国尽管各不相同，但总体而言，弹劾权是议会的权力而非议员个人的权力、议员有关弹劾的权力是整个弹劾制度的一部分（例如，议员有权提出弹劾动议，但整个弹劾过程不是议员个人所能控制的）、弹劾失败也无需议员承担个人责任。唐代的言谏制度相对完善，谏官对君权的监督比较有效。与此同时，监察系统形成了位卑（御史的品级都比较低）、权重（具有广泛权力，可监察高品级的官员）、赏厚（升迁迅速）的特点，这些特点在中国传统的监察制度中一直有所体现。以及皇帝的最终裁决和任免权。

以宋代为例：台谏合一的御史台纠核范围遍及百官，往往以行政首脑宰相为主要目标。在一元化的集权之下监督权等各种权力的运作缺乏稳定性和可预期性，因而也就不存在法治意义上的权力制约，而只有掣肘乃至党争。

中国传统监督制度的这种状况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制度缺乏明确的规则和程序约束，使得本来约束权力的制度成了权力斗争的场所。在法(制度)与人(道德)的关系上, 在规则与权力的关系上，传统监督制度都偏重于后者。

法治原则恰恰强调权力的规范化，倡导权力控制。相应地还有《置吏律》、《除吏律》、《为吏之道》等相关的法令和道德规范。

这固然加强了监督，但同时也由于权力滥用，造成了统治秩序的破坏。涉及弹劾的总统分别是约翰逊（1868）、尼克松（1974）和克林顿（1999），其中尼克松因提前辞职而停止了弹劾程序。自汉代起察官各自行事而又个别向君主负责并报告工作，虽然御史大夫是御史之率，但御史大夫对御史的监察权的行使无权干预。参议院的审理程序是：（1）参议院司法委员会负责收集双方证据，为审理做准备。

  三、从法治的立场反思传统监督模式 在建设法治国家的今天，我们的监督制度仍然存在着传统监督制度的某些基本特征，比如，缺乏权力分配与制约的制度化规则，缺乏正当程序的设计。至东汉时，御史和刺史已经组成独立的、极具权威的监察体系。

值得注意的是，英国议会自从1848年试图弹劾当时的外交大臣帕默斯顿之后，一百五十多年来再也没有启动过弹劾程序。我们如果要使监督制度既能够在当下继续充分发挥反腐败斗争的作用，又能够被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法治的制度体系所包容和涵盖，就应当从法治的立场上，来冷静地分析传统监督模式的特征。

以清代官僚体制为例，一个机构实行共同负责制，官员分工不明确而又公务繁多、权限不清，每项任务都有他人牵涉在内，在这些由许多人共负无限责任而产生的互相制约之外，上面还有都察院。另外，从制度的实际效果看，各国的弹劾制度实际上并不常用。

它们的区别只不过是：刑法是实体法，而监督是程序法。为什么中国历代的监督制度如此发达，而又难以产生廉洁高效的政府呢？为什么在没有监督制度的欧美法治国家却不必象我们这样担心政府权力的膨胀或腐败呢？监督究竟是不是适合在法治国家存在并发挥实效？人们倡议制定《监督法》的可行性的法理依据是否可能存在？在中国建构法治的今天，法治是否能够对传统的监督模式予以兼容呢？如果可能，那么监督制度具备什么条件才能被法治兼容呢？十余年前某些有识之士曾针对监督制度的弊端，提出过谁来监督监督者这一被称为监督悖论的问题，这固然需要引起重视，但本文对我国传统的监督模式的反思不仅限于此。而程序并非完全技术性的，其内部同样有着程序利益，具有独立性。作为监督制度改造的基础，分权制约通过权力的分立和分配，打破传统监督制度所处的权力体系。

而政党本属社会团体，但我国宪法规定了政党的政治权力和地位，因而政党监督也属于以权力制约权力的范围。弹劾制度也正是异种权力斗争的产物与手段。

况且这种制度实施成本很低，操作简便，其功能也就更加显著，在简单的农业社会它是与当时社会关系的繁简程度相适应的。以美国总统的弹劾程序为例： 美国宪法第1条第3项第6款规定：参议院有审讯一切弹劾案的全权……合众国总统受审时，最高法院首席法官应为主席。

而中央集权又依赖于中国式的官僚政治的原则，即使一个官员制约另一官员[6]，类似于今天我们在球场上人盯人的防守方式。参见[美]汉弥尔顿、杰伊、麦迪逊：《联邦党人文集》，程逢如、在汉、舒逊译，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331－335页。